首起比特币侵权纠纷案宣判背后，互联网金融发生了什么？

2019年7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原告吴某诉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与被告淘宝公司互联网侵权责任纠纷（产权纠纷）一案进行网上公开二审宣判。在法庭上。 上海某科技公司与淘宝公司主张侵权责任的依据不充分，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案例回顾

2013年5月7日，原告吴某通过案外人黄某经营的淘宝店铺购买了商品“FXBTC充值码¥497.5（适用于信用卡，普通用户也可购买）”，并支付了500元元。 当天显示发货，确认收货并完成。 以上店铺标注为比特币交易平台官方店铺。 后，原告吴某于2013年11月30日向上述店铺的支付宝账户支付了共计19920元。

2014年5月2日，“FXBTC”网站发布“停牌通知”。 同月中旬，多家媒体报道了上述网站关闭、用户无法提现的消息。 根据上述19920元支付当日比特币价格计算，原告称上述款项用于向被告上海某公司购买2.69比特币。 巨大的经济损失； 淘宝未履行审核义务，致使原告在其网购平台上购买违禁商品； 因此，二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

2. 庭审

经审理，法院认为，虽然比特币作为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应当予以肯定，但原告主张本案侵权的实际主体为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的主张并不充分。 原告称其为购买比特币向被告上海科技公司支付了19920元，但该款项的直接收款方为黄某经营的店铺的支付宝账户，黄某与本案无关。 一家科技公司的“官方”充值商店，不足以推定商店经营者和网站经营者的身份；

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支付19920元后是否获得涉案网站的充值码，是否有对应的网站账户，上述资金是否实际于网站，以及原告是否实际获得了相应的比特币份额。 . 根据举证原则，原告应承担不能举证的法律后果。

关于原告主张淘宝承担连带责任的。 本案中，涉案商品信息不存在明显违法、侵权行为，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本案告知被告淘宝公司，被告淘宝公司并非本案的相对人。涉案交易或涉案侵权行为原告应原告请求及时公开了交易对方的认证信息，不构成侵权。 但平台应进一步强化产品信息发布审核责任。

三、典型含义

本案是我院受理的首例“比特币”网络财产侵权纠纷案件。 因网络侵害他人财产权而引起的纠纷示例。 本院的判决主要有两点：

1、比特币具有财产作为权利客体需要具备的价值性、稀缺性和可支配性，其虚拟财产地位应得到认可。

《民法通则》已经确立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但我国法律法规尚未明确规定互联网环境中产生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属性。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曾发文否认“虚拟货币”作为货币的法律地位，但并未否认其作为商品的财产属性。 看，比特币应该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

从财产的构成要素来看，首先，比特币具有财产的经济性或价值。 比特币通过“矿工”和“挖矿”的过程以及劳动产品的获取，凝聚了人类的抽象劳动，可以作为货币使用。 对价转移、交易、收益产生，对应持有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其次，比特币具有财产稀缺性，总量恒定在2100万枚，供应量有限。 作为资源，获取难度大，不能随意获取； 它具有明确的边界和内容，可以转移和分离，其持有者可以拥有、使用比特币并从中获得利益。

综上所述，比特币等“代币”或“虚拟货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素。 它们虽然不具备货币的合法性，但作为虚拟财产、商品属性和相应的财产权益，应该得到肯定。

2、在本案中，法院虽然认可了比特币的虚拟财产地位，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是原告未能履行举证责任。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有义务就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证据。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

需要提醒的是，当事人在进行投资理财活动时，应注意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理性投资； 开展商务活动，要注意审查交易对方主体资格，保留交易证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必要时预防维权。 由于缺乏证据而无法支持。 同时，有一句法律谚语说：“法律不保护那些睡在权利上的人”。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为三年。 诉讼时效使您无法捍卫您的权利。

4. 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分析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备受关注。 “P2P网贷”、“金融安全”、“担保交易”、“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早已成为热词。

互联网行业的安全危机集中在p2p平台“雷雨”、业务倒闭、非法集资等方面。 数据显示山东比特币案件，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山东是p2p平台“暴雷”和停业的高发区。

《腾讯证券2018年上半年互联网金融安全报告》显示，大部分非法集资平台尚未查处查处。 从注册公司所在地来看，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

非法集资公司注册地分布图

被备案的非法集资平台比例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乱象的出现，大量纠纷涌入司法体系。 据公开案件初步统计，2017年“互联网金融”案件呈爆发式增长。

从省份来看，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和陕西。 （湖南省案件较多的原因是当地某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手机借贷APP产生的6000余份自然人债权，引发了一系列民间借贷纠纷）

其中，民事诉讼的主要起因是“民间借贷纠纷”和“合同纠纷”。

五、互联网金融案件审理热点问题分析

P2P网贷

1、平台定位

现行司法实践中，网络借贷平台被统一定性为信息中介，适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明确，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募集资金，不得非法集资。

在2018年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案例第40号：周慧集资诈骗案中，借款人在网络平台“中宝投资”上发布招商引资登记后的招标信息。 投资者报名后参与竞价，通过支付宝等方式将投资资金汇入周晖在网站上公布的账户。 借款人从周慧那里获得资金。 借款人归还资金，周辉将所得款项交给投标人。 公司亏损后，周慧捏造了34名借款人，并使用虚假身份进行虚假投标。 募集资金由周晖个人支配。 主要用于购买房产和车辆。 本案中，“中宝投资”网络平台被直接定性为信息中介服务平台。 适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监管规定，周汇吸收资金建立资金池，不属于合法的P2P网络借贷。

《网络借贷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还规定：“借贷双方应当遵循借贷自愿、诚实守信、自我负责、自我保证的原则，承担借贷风险。”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不承担违约风险。”

大连生益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特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中，借款人与贷款人拟建立借款关系，生益公司推荐借款项目通过特云公司投融资贷款平台，四方签署了网上贷款协议。 借款人未按约定在未来偿还借款。 本案中，法院认为特云投融资贷平台属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只能依法为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供信息平台服务。 从特云公司提供的线上线下贷款协议来看，特云公司不承担贷款违约风险。

2. 网贷平台手续费及利率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平台服务费的合法性，但服务费以客户与平台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为准，贷款利息以借款为准契约关系。 原则上山东比特币案件，两者不应混淆。 但为防止当事人以营业费用为名规避利率限制，形成无形高利贷，司法实践中采用合并计算，但合计金额不得超过司法规定的利率上限。解释。

在付振国与北京恒源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付振国在北京×付公司设立的×付网平台上在线签署了一份《借款协议书》，约定：“本息等额还款 还款期限为36年，如逾期还款，自逾期之日起至还款日止，按当月应付本金及利息的千分之一收取逾期管理服务费，直至到期日止贷款期限。” 付振国逾期还款。 （债权后转让给恒源信用实业公司。）

法院意见为：在认定北京×福公司作为服务中介可以收取部分服务费的基础上，认定收取的服务费和贷款利息合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 . 本案中，借款人应支付的服务费和利息数额是在贷款期限满36个月后确定的，应支付的利息总额超过年利率24%，故法院判决调整它。

3.网贷平台退出

各地互金协会出台的退出指引普遍强调三原则（网贷机构营业地址不能移动、平台网站/APP不能关闭、平台股东和高管不能失联）和保护原则贷款人的权益。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退出指南普遍对一些时点有明确规定。 其中，北京市退出指引要求，网络借贷机构决定退出后，应在三日内成立退出工作组。 应在十日内通知贷款人，最迟应在启动退出工作后三十日内完成业务清算退出方案的编制。

数字货币

以流通市值较高的“数字货币”、“比特币”、“以太坊”、“瑞波币”、“莱特币”、“卡尔达诺币”、“恒星币”等关键词为关键词，查获公开裁判文书436份。 盗窃和传销是涉及数字货币的两种主要案件类型。 比较有意思的是，还有一起行政案件，交管部门的电脑感染了比特币勒索病毒，导致酒精含量检测结果等执法数据丢失。 强制措施。

201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开展非法虚拟货币交易支付服务自查整改工作的通知》，明确本单位及其分支机构严禁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支付渠道违法。 用于虚拟货币交易。 对发现的虚拟货币交易，应及时关闭相关交易主体的支付渠道，妥善处置待结算资金。

从全球范围来看，根据《ONE.TOP2018全球数字货币政策监管名录》，我国数字货币管控和营商环境的特点是严厉程度居世界前列，但监管政策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是世界衡量的不规范。

第三方支付

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担保交易”问题也值得关注。 根据《非银行支付机构网上支付业务管理办法》，支付机构不得经营或变相经营担保业务。 那么支付宝的“担保交易”担保是否违法呢？ 明显不是。

第三方支付机构与用户之间的法律关系为电子货币托管法律关系和资金收付合同法律关系； 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支付服务。 支付行为是独立的。 第三方支付机构不负责审核支付背后的基础交易是否真实有效，也不负责处理因基础交易产生的纠纷。 它不是担保法意义上的担保，其主要功能是为代收代付的交易提供中介服务。

在郭强诉李亮买卖合同纠纷案中，郭强（买家）在淘宝上从李亮（卖家）手中购买了一部iPhone 5s手机，后因买家发起退货与卖家发生纠纷。并退款。 淘宝小二介入并做出决定：拒绝售后服务，暂不支持体验补偿。 郭强（买家）对淘宝小二的处理结果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支付宝是否负责返还手机货款、支付利息和三倍赔偿。 根据《担保法》，担保方式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保证金。 根据《支付宝服务协议》，“支付宝担保交易”是指为解决网上交易中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买家按流程点击确认收货后，支付宝将支付买家代为付款。 卖方。 因此，“支付宝担保交易”明显不同于《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支付宝担保交易”的操作过程不符合法律意义上的担保要件。 因此，上诉人要求支付宝对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如今，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成效显着，但建立监管和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任重道远。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碎片化结合、紧密配合的监管协调机制将逐步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在基础设施建设、统计监测、标准制定、教育和监管等方面发挥作用。培训等进程有望加快，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环境进一步净化，我国互联网金融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